近日,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,去年北京市房山区某居委会曾有一位工作人员,为完成一个名为“博爱在京城”的捐助活动下达的指标,只得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垫付。记者通过调查发现,房山区红十字会与街道以及社区之间,存在层层摊派募捐指标的情况,如果基层单位完不成,则需要基层干部掏腰包自行消化。房山区相关部门回应称,募捐指标并不是强制性指标。
当行政参与募捐时,自愿难免变了味道。当然,以红头文件下达募捐指标,其好处显而易见。首先是完成的效果。无论被下达的对象多么特殊,也无论实际工作中存在怎样问题,甚至根本不用管下达的指标是否合理,只要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,其结果只能是完成。哪怕,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为此要自掏腰包,他们也必须完成这个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任务。否则,在以后的评优和评价中,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。这是行政权力的好处,行政化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,可以顺利地完成募捐任务,让最终的募捐总数达到预期。
其次是完成的均衡。通过红头文件下达的对象不止一家,而是所有辖区内的街道和社区,而且募捐的指标也不是基层单位自己说了算,想捐多少捐多少,而是摊派者根据一些经济数据制定、得出。这就保证了某种层面上的公平和均衡——所有单位都应该在募捐活动中充当先锋的角色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掉链子。如果所摊派的指标顺利完成了,则所有街道和社区在此次慈善活动中的表现就看上去可圈可点。而如果是自愿募捐就可能出现各地方表现不一的情形,这至少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看——慈善事业没有全面展开,而慈善事业本来就应该成为全民的事业。
当慈善依托行政权力时,慈善的效果似乎实现了。但是,慈善事业毕竟不是一种硬性生产,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达到了,就算完成了任务。慈善事业背后是慈善生态和人们的慈善态度。所谓慈善生态,就是适合慈善的大的环境,包括制度与文化；所谓慈善态度,就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对慈善的看法和行为。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,生态决定了态度,而态度反过来又影响生态。假如,关于慈善生态是没有那么理想的,关于慈善态度是没有那么清晰的,就很难说慈善目标的实现有什么实质意义。
所以,即便募捐指标实现了,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:良性的慈善生态并没有建立,个体的慈善热情并没有激发。因为,慈善本来是一种自愿行为,是一种源自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而迸发出来的自觉感悟。如果在这个感悟的过程中,行政权力没有给予有力的外部保障,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外在引导,而是以行政权力硬性要求人们慈善,逼迫别人慈善,则必然强扭的瓜不甜:虽然募捐指标上去了,但人们对慈善的看法更扭曲了,甚至产生了逆反,而慈善生态中的问题,尤其是慈善机构公信力的问题,则不仅没有解决,反而更为放大。这种结果,难道就是摊派者愿意看到的?
所以,要想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,必须看到慈善行政化的缺点,意识到慈善事业只有植根民间,并通过所有人的自觉推动,才能真正实现其繁荣。